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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朝初年成都籍民众迁徙山东考

来源:管理员| 上传者: 中华朱氏网| 2022/04/13 18:11:38 浏览量:403

近年来,山东青岛、烟台、莱州、日照不断有人来访或来信,寻找祖籍之地,其家谱都记载:“原籍成都,明朝洪武二年(1369)由四川成都东关铁碓臼,或大十口,或江右,或铁狮子口大树村,或铁碓臼石狮子胡同、大槐树下、或成都府驸马县枣栗村迁居山东”,据称 “烟台、招远、莱州、蓬莱、龙口、莱阳,大约80%的村庄的都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四川迁过来的。”据此推断,当时有一定规模的迁徙活动,随军出征,或是避乱。

  一、从史籍记载看

  元朝末年,红巾军起义,“至正十七年(1357)十二月,徐寿辉将明玉珍据成都路。”(《明史》卷1)“至正二十二年(1362)五月辛未,明玉珍据成都,自称陇蜀王。遣伪将杨尚书守重庆,分兵寇龙州、青州,犯兴元、巩昌等路。”(《元史》)至此四川地域为明玉珍所据,直至明朝洪武四年(1371)汤和平定四川,明氏建立夏朝,据有巴蜀之地仅仅十余年。(按清钱谦益《国初群雄事略》所引新都杨学可《明氏实录》,明玉珍攻占成都应在至正十九年。)本文转载自赵氏宗亲微信公众号,作者赵英雄。

  明朝建立后,虽然是在洪武三年(1370)十一月“辛亥,诏户部,置户籍、户帖,岁计登耗以闻,著为令。”(《明史》卷二)正式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户籍和流动的制度,但是在洪武二年(1369)朝廷已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移民,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《明太祖实录》《续文献参考》等资料记载,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,历时近50年时间。先后组织大规模移民活动十余次,共向山东、河南等地移民数十万人。据《洪洞县志·古迹》记载:明朝政府在洪洞县的广济寺“设局驻员”,规定凡移居者都必须到广济寺办理手续,发给迁移勘合及“凭照川资”。然后按照官方指定的地方,在兵士的监护下,分别迁往各地。

  明代对人口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,明代法律规定“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,朝出暮入,作息之道相互知”。任何人离乡百里,都必须持“路引”,“路引”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。老百姓一旦定居一个地方,就不允许随意流动,如果要到其他地区走亲访友或办事,须到官府开路引,如果没有路引,就会被关卡或巡逻的军队逮捕,这样一套制度就是为了控制人口大量的随意流动而引起社会不安定。据此,洪武二年,四川尚被明氏所据,象上述具有一定规模的民众迁徙活动,跋涉数千里迁徙到明朝统治下的山东地区是绝不可能的。

  二、从地名考察来看

  其家谱所记“成都东关铁碓臼,或大十口,或江右,或铁狮子口大树村,或铁碓臼石狮子胡同、大槐树下、或成都府驸马县枣栗村”,由于成都市在明末遭受大规模战乱的破坏,成都城成为一片废墟,清代康熙年间重建,因此古地名已难以查考。现仅从以上记述简析:

 “东关铁碓臼”: 东关,即指东门一带;碓,《说文解字·石部》谓“碓,舂也。” 臼,《说文解字·臼部》“臼,舂也。”即二字为同义字,在现代汉语中依然如此。但是无论在古代,或是现代,碓、臼二字在文献中都没有连用的。碓、臼,即过去用来舂米的器具,用石头或木头制成,中间凹下。用铁制作用来舂米的碓、臼不多见,道家炼丹多用铁碓、臼捣矿石、药材。近现代以来,中医药铺中则多用小型的铁碓(臼)来捣药材。如果用作地名,其地当有一著名的铁碓、或铁臼。碓、臼,今川人多称“碓窝”,而成都市郫县则称“沙盔儿”。今日成都市东门一带没有这样的古遗迹。

  “江右”,古代江东称江左,江西称江右。由于古代的成都城一直是二江抱流的格局,故东关江右应在东门附郭一带。

  “铁狮子口大树村”,今日东门一带没有铁狮子遗迹。

  “大槐树”,清代光绪五年《成都城坊图》中,出东门,沿水井街而下为“古双槐树街”,是否即此,难以确考。

  “成都府驸马县”,元明时期成都从未设置过此县。

  “石狮子胡同”,胡同即小街巷,最早始于元代。但在元人熊梦祥所著《析津志·街制》中称胡同为“衖通”。明嘉靖年间张爵《京师五城坊巷胡衕集》、万历沈榜的《宛署杂记》里,“衖通”则写为“胡衕”。《宛署杂记》中的解释是:“胡衕本元人语”。后来逐渐被简化,写作胡同。故称街巷为胡同是在明代后期。因此其家谱非源于旧本,当为后世所修。

三、结语

  “问我祖先来何处,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? 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这是明朝初年迁居山东的山西移民留传的一首民谣。据史籍考察,明初大规模的移民,迁出者也不仅仅是洪洞人,还有太原及泽、潞、辽、汾、沁诸州的。然而,为什么世世代代,众口一词,都提到大槐树这样一个标志?如上面家谱所说“大槐树”也可能本于此。

  当时外迁移民涉及到山西2府、17州、66个县。在当时关山重重、道路阻塞的情况下,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部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,哪怕是短时间的吃、住都是难以解决的,显然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的。由于明政府在洪洞广济寺“设局驻员”点签移民,大槐树下当是移民“聚集地”,影响所致,移民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。

  因此,明朝初年迁居山东的移民应是从山西迁移的。那么上述家谱所提及的成都移民就只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从成都迁往山西,再从山西迁往山东的。

  那么成都移民是什么时候迁往山西的?

  元朝末年,明玉珍攻占重庆后,元右臣完者都“会平章朗革歹、参政赵资,谋复重庆,屯嘉定之大佛寺,玉珍遣万胜御之。胜攻嘉定半年不下”(《明史》卷123),又清钱谦益《国初群雄事略》“己亥(至正十九年(1359)),玉珍亲领兵至嘉定围之,令明三(即万胜)率锐兵直趋成都。时元省平章买奴、参政韩叔亨为青城贼所执,城中窘迫,惟都事薛元理署省事。守省兵皆新募者,闻明兵至,皆惊溃。明三领兵入省中,虏朗革歹、赵资妻子,顺流而归。

  新都杨学可《明氏实录》”。时东路、西南路为明氏所阻,溃兵只能向北退走。因此,为了避乱,此次即可能有大批的成都民众随军迁徙。明玉珍攻占成都后,又“分兵寇龙州、青州,犯兴元、巩昌等路。”龙州,今日绵阳江油一带;青州,历史上陕甘、四川从无青州之设置,疑为青川之误,当在今日平武一带;兴元,今日汉中一带;巩昌,今日陇西一带。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,民众只能不断地向北迁徙,寻找一个安居之地。

  此外明氏建国后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内乱。至正二十六年(1366)二月,明玉珍去世,子明升自立。其母彭氏临朝听政。时大将万胜与司空张文炳不和,万胜派人杀死张文炳。明玉珍养子明昭为张文炳复仇,假托彭氏旨缢杀了万胜,引起朝臣的不安。“胜有开国功,死非其罪,人多不服。《平夏录》”(《国初群雄事略》)驻守保宁的大将吴友仁上书,以清君侧为名,发兵声讨明昭之罪。“丙午(至正二十六年),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叛。······遣使与陕西李思齐、张良弼通。幼主数调兵诛,皆败而回。四月,命丞相戴寿讨吴友仁。明氏实录”(《国初群雄事略》)吴友仁又致书戴寿,“谓不诛昭。则国必不安,众必不服。昭朝诛,吾当夕至。”(《明史》卷123) 戴寿乃上书诛杀了明昭,吴友仁才息兵入朝谢罪,内乱得以平息。因此,在这样的内乱中,双方的部下、百姓为避乱也可能外逃。

  洪武四年(1371),明朝军队伐蜀,汤和率军从夔门入,傅友德率兵由陕西出,此时蜀中民众再无北迁的可能。明升投降后,被迁往南京,封归义侯,后又迁高丽安置。明氏后裔,据资阳1928年重修《甘氏族谱》记载:“吾族肇自江南,继迁于楚。元末明初入蜀,有明珍公,抚有四川。传自明升公,封归义侯。侯公四子,曰庆一、庆二、庆三、庆四。庆一公居渝城,庆二公居富顺,庆四公迁江西、湖广、广东、贵州、云南等处。庆三公居长邑、邻水、资阳、内江、荣昌、威远等处。明珍,楚随州人,元末据蜀称夏帝。”从此家谱看,明氏后裔已改姓甘,其迁徙源流十分明晰。

  此外,元末明氏入蜀,其部属多为湖广籍,据有巴蜀之地仅十余年,如果是明氏部属迁居山东,绝不会称籍成都府。

  综上所述,明朝洪武二年迁居山东的移民应是由山西迁移的。成都民众向外迁徙的时间当在至正十九年、至正二十六年。其所修家谱多为后世重修,或故老相传、口授所误,或在一些细节上略于记述,故致后世难于详解。

(信息来源:网络)编辑 | 趙英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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